在老人学中，科学家将老人分为三个阶段：青老人，65~74岁；中老人，75~84岁；老老人，85岁以上。

比如新西兰人均寿命为81岁，除去一些因病早逝者，生活习惯健康、活到90岁以上的人非常常见。在青老人阶段，许多老人刚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下来，事实上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活跃。尤其是从事脑力工作的老人，比如医生、建筑师、编辑等，其工作能力和思维并没有比中年差多少。这些巨大的生活规律变动往往会形成心理暗示，老人开始怀疑自己，并逐渐接受，从心态上开始真的变老了。

在中国的公交车上有老弱病残孕专座，当青老人上车时，年轻人会很热情地将座位让给他们，一方面表现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关爱，但另一方面，当公交车上反复播放让座的爱心广播时，也给了青老年人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：“你老了”。

正因如此，西方国家包括新西兰的公交车上并没有设置类似的专座，而真正身体不便的老人以及残、孕等人士是很容易分辨的，自然会有年轻人让出自己的“非专座”。

青老年不服老，除了社会对其心理尊重和关怀外，他们也确实需要想办法度过这将近三分之一的“无聊”人生。人的前30年忙于学习，后30年忙于工作事业，养老的30年突然静了下来，好比一团依然发红的炭火丢在了炉外，对老人对社会都是一种浪费。

新西兰的政策就是：“让老人继续工作”。新西兰政府网站上明确写道：“新西兰其实是没有官方的退休年龄的。”“65岁”更多只是在要求政府该给老人支付退休金了，老人的去留纯属个人和私营企业的选择。瑞典等国即将实行退休者工作收入减税的政策，似乎就是要鼓励退休者继续工作，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。

在新西兰，很少有“老人你怎么还不退休给年轻人让位”的思想，这点可能要归功于新西兰人口相对稀少，社会竞争不太激烈。不过反过来想，如果社会竞争激烈，就说明不缺人手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担心“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不足问题”了。总之，在“无官方退休年龄”的体制下，老人进可攻退可守，需要人手就再干几年，不需要就被企业“按惯例”退休，弹性很强。

社会不变相歧视老人，依旧把健康的青老人当壮年对待，这样的青老人至少可以再发挥余热数年，既可以缓和老龄化导致的经济波动，又可以让青老人活得开心，一举两得。

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老人学教授佩吉说过，“有太多老人生活失去目标，并放任自己身体出问题而不去养护，从而过早死去”，她认为“老人应该去工作”。杨百翰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，社会孤立对健康的危害等同于每天抽15根烟。

这就意味着老人养老时期丰富的精神生活非常有利于延年益寿，而这种精神生活不仅仅是孤独地在家看电视，而是老人还身体硬朗的时候要自己出门寻找乐趣，无论是继续工作、与他人交流，还是维持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与同龄人一起下棋旅游，在等儿女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期间，自己“多出去走走”。

那么老人该如何丰富精神生活呢？

在西方国家，主要靠“养老村”模式解决。养老村并不是中国传统的“居家养老”模式，也不是养老院那样的单独机构养老，而是众多老人聚居在一个环境优雅、设施齐全的村庄。每个或每对老人都有独立的公寓房甚至独栋小别墅，老人有足够的私人空间的同时，在需要健身、医疗急救乃至娱乐享受等服务时，也不必四处奔劳，就近可得。同时，老人周边也都是自己的同龄人，交流和晚年娱乐时代沟几乎不存在。

养老村有集中的护工部门，可帮助老人在村内活动，护工中有专业的护士，也有参与社会实践的义工。有时候身体硬朗的老人也会当义工，帮助大家，等到身体行动不便时便就地养老，接受其他义工的爱心帮助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住在这些养老村里的老人，儿女们并不会经常来看望他们，事实上他们在搬入养老村之前，儿女们也一般不跟他们住在一起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西方老人不会“感到被抛弃”吗？西方人在中国人刻板印象里是“家庭观念比较淡”的，但实际上他们这叫“形散而神不散”，子孙还是对老人充满了真切的关心的，只不过双方都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，彼此尊重达成默契，保持一个可以产生美的生活距离，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婆媳关系并不是大问题的缘故。

西方“养老村模式”相比“家庭养老模式”更集约化，也解决了“养老院模式”老人孤独、设施不便的缺点。养老村的护工是团队协作，整合每个老人碎片化的护工需求，更省人力资源。

对比中外，中国的“社区养老模式”具有“西式养老村模式”的一些优点：养老服务的获取方便，集约化。同时，中国社区养老可以经常见到子孙，更贴合中国特色的老人需求。缺点则是青老人独立的生活空间较少。

不过在中国，老人在青老年阶段往往都在帮助子女抚养、教育孙辈，比如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去兴趣班，在教育压力巨大的当下，中国年轻人还是离不开老人的，所以“西式养老村模式”并不适用于大部分中国家庭。而中国的社区养老，可以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村模式了，更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家庭。